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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份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所著的《低欲望社会》一书,并在北京举办了名为“击碎美丽的衰败:低欲望社会的痛点与应对”的发布会,就日本的低欲望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引发了对我国是否进入了“低欲望社会”的讨论。
 
根据这本书的描述,“低欲望社会”在日本新一代年轻人上的体现主要是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等等,于是就有人把这些特征往我国年轻人身上一一比照过去,发现也是相当契合的,所以提出我们的社会也正走向低欲望的观点。
 
这种通过简单类比得出的结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但是这个结论本身是否正确还存在疑问。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失落的十年”给日本带来的长期经济低迷;二是长期人口低增长的恶性循环。
 
经济萎靡不振,给民众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收入的下降,更深远的影响则是整个社会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悲观预期,于是消费乏力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同时,对未来信心的缺乏也抑制了人们生育的热情。但是对于一个经济来说,消费和生产的主体都是人,人口增长的减缓甚至负增长实际上导致了劳动力的减少,而这又会进一步加重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
 
在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方向时,人们习惯于跟发达国家作对比,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找自己的定位。尽管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也要注意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国情的差异。
 
还是拿“低欲望社会”来说,在一些表象上中日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根本性的差异却决定了把这个概念套在我国头上是不合适的。
 
比如说,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接近7%的增速仍然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2%甚至更低的增速。从城市化进程来看,日本的城市化率早就超过了90%,而我国城镇化率还没达到60%。从消费来看,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36.63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达7.18万亿元,同比增长32.2%,相比之下,2018年日本全国部销售同比增速在0%上下波动,可见,我国民众有着相当强的消费能力。
 
另外,我们习惯上认为一二线的大城市代表了我国众多城市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会把大城市出现的一些趋势性特点加诸整个社会,但这种做法是很片面的。确实,对于中国社会的描述概括有很多词汇,但是中国社会很大很复杂,每个地区之间的情况不同,根本不可能用一个词就完全概括。
 
以消费为例,一二线城市消费增速的下滑并不足以证明出现了消费降级,广大三四线城市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消费势头。数据显示,小镇青年对消费的贡献持续扩大,像《前任3》、《美人鱼》、《战狼》等影片能取得那么亮眼的票房,小镇青年功不可没。从汽车市场来看,自2005年以来,三四线城市汽车销售量占比从35%上升到50%,价格在8万元~18万元的汽车消费在三线以下城市的增长最为显著,90后已经逐渐成为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主力军。
 
从本质上来说,一二线城市的所谓消费降级,其实是消费阶段从质的消费快速向感性的消费迈进,消费者更加追求最能表现自己个性和价值的商品,更加看重感性的情绪体验。而很多三四线城市还在从量的消费向质的消费过渡。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仍然处于消费升级的进程中,消费降级的说法无法成立。这也与“低欲望社会”的特征不符。
 
鉴于我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地区之间情况的差异性,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地区间经济都是以阶段性的步调往前发展,而这种发展态势很有可能在未来继续保持。所以,部分城市出现的某些现象并不等于整个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应当全面地看待“低欲望社会”问题,复杂地看待中国社会,而不是简单地理解中国。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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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和林

盘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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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国内青年经济学者,财经评论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国际金融报、澎湃、新浪意见领袖等专栏作家、特约评论员。腾讯证券研究院、网易研究局特约专家。 曾出版《从需求到供给侧改革》、《企业服务创新及其绩效研究》、《地方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以广西崇左市为例》等专著。评论文集《微言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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