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是国际环境日。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还多次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并对这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按下快进键，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仍然存在覆盖范围狭窄、配套设施有待完善、居民参与度不高和收费机制不成熟等难点。究其根本，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涉及多个层面、不同行政管理部门的系统工程，其推进工作需要各个链条紧密配合，发挥高效联动的协同效应。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的要求，笔者认为，加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要公共政策和经济手段共同发力进行“引导”，通过差别化垃圾收费机制和完善细致的公共制度设计培养市民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借助经济、政策双重手段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目标的实现，最终实现“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好习惯”。

 

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垃圾分类治理试点的具体推进来看，垃圾分类的落地难点很多，表面上来看，是公众素质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居民对垃圾分类参与积极性不够，当前真正实行垃圾分类减量成果大都依赖社区保洁员的二次分练，而不是来自于源头居民的自觉行为，有学者归咎于社会治理问题。北上广大城市尚且如此，估计地级市这种问题会更加突出，实现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启动并不轻松。

 

但笔者认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的推进瓶颈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缺乏一整套公共政策予以规制。其实，从试点城市的经验发行，并非居民的素质不高，而是有的时候居民前端分类，但在中端和末端处理又被混合起来，使得前期努力化为泡影，居民分类积极性受到打击。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完善法律等制度化建设，从环卫、城管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居民行为约束多方面努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链条。当前，我国垃圾分类管理链条仍然处于孤立和碎片化状态，如何协调不同环节和部门是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形成的重点问题。

 

其次，是要充分利用经济手段。最好的经济手段并不是简单的补贴或者收费，人们的所有行为在于激励，不当的补贴或者说收费制度，只会激发其他负面问题出现。要想发挥市场效应在治理工作中的引导作用就要将垃圾分类的成本与收益嵌入到整个社会生产与运行之中。具体来说，“生产”垃圾的要从每个环节开始分摊成本，而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的则全链条分享利润。

 

与国外相比，我国实行垃圾分类治理的短板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缺乏完善、细致的公共制度设计，一方面是缺乏居民垃圾分类的强制性法律义务，另一方面是对于监管部门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不够明晰。二是收费工作有待进一步细化。此外，我国人口众多，不同地区气候、居住条件、生活习惯和配套设施均存在差异，全面推进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也更为复杂，面临更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和因地制宜的挑战。

 

窃以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的形成需要建立差别化垃圾收费机制，这套机制应该是将全成本与受益按照“使用者付费”原则分摊到每个环节。与此同时，通过设计细致合理的公共制度，明确居民垃圾分类的强制性法律义务和监管部门的权利与义务。良好的公共政策可以培育公民的素质与习惯，也是真正实现垃圾分类从而促进绿色革命最需要做的工作。其实国外的垃圾分类也是依靠强制性以及市场化经济手段来培育起来的。过去，在广州随地吐痰也是罚款的，但现在则不需要依赖此类强制性约束管理了。同样道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的全面落实和公民垃圾分类意识的普遍提高也需要公共政策和经济手段的引导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