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证监会微信公众号6月5日消息，2016年至2018年期间，共处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170件，罚款金额总计20,161万元，市场禁入人数总计80人次，追责对象涉及董监高、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共计1202余人次，共有113名责任人员被处以顶格罚款处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9起，积极支持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震慑。

 

从经济关系上看，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上市公司按要求，真实全面的披露信息，投资者根据信息，自主判断选择投资标的。上市公司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有效性，否则就违背了契约精神，侵犯了投资者的权益。

 

同时，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更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证券发行人必须按照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遵守有关规定在公司持续性阶段中依法披露公司信息，这不仅仅是一种契约约束，而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违背该准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从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来看，在证券市场中，信息是联结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纽带，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保证。根据信息，投资者所代表的市场选择机制将会“用脚投票”，遴选出优质的上市公司，而逐步淘汰业绩较差的公司，从而实现市场有效。但是，公司伪造、回避披露信息，那么就会造成“酸柠檬”现象，巨额违法收益将会将踏实经营的公司驱逐出市场，从而失去了证券市场调配资源的意义。

 

因此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提高信息质量至关重要。

 

首先，要除“内忧”，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约束高管行为。很多公司内部治理机构不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混淆，形同虚设。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日常决策的机构和执行机构，信息披露义务的实际履行人为公司的董事会。可见，三会是公司信息的发出机构，控制着信息的来源，如若他们操纵信息披露，发布虚假信息，那么就如同上游被污染的河流，下游的任何治理方法都将难以奏效。

 

其次，要解“外患”，强化中介机构监管，发挥市场“看门人”的角色。如果说三会是上市公司这条长河的上游，那么中介机构就是这条河各个位置的水利枢纽，监控每一个环节的“水质”，一旦河流被污染，应及时上报。但是，根据此次证监会披露的信息，三年期间共对10家次证券公司，17家次会计师事务所，4家次律师事务所，6家次评估机构做出行政处罚，罚没金额高达2.75亿元。可见这些监控机构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反而对违规信息置若罔闻，甚至勾结纵容。

 

市场上大部分投资者都缺乏判断信息真实性的能力和条件，而中介机构正是他们的“显微镜”，一旦显微镜出现问题，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就如同雾里看花，难以做出理性行为。当然，在此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也关乎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

 

实际上，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两者构成了经济学上的博弈关系。上市公司所秉承的理念是“监管先定，违规后动”，跟据设定的监管强度在违法成本和违法收益之间权衡。只有当监管强度所约束的违法成本大于收益时，信息披露制度才能够约束上市公司行为，否则就是监管无效。所以，监管部门需要通过增加检查频率，提高检查质量，加大处罚力度的方式提高违法成本，缩小监管无效区域，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

 

窃以为，近几年来，随着制度的完善和政府的重视，监管部门在排解信息披露的“内忧外患”上已经卓有成效，但与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帮助投资者“拨开云雾见日明”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