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笔者作为随团专家，参加了中央网信办组织的“新时代民营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先后考察调研了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民营企业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笔者发现，民营经济在这些省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2018年广东民营经济增加值为5.26万亿元，占GDP(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4.1%，2018年广东民营经济新增就业近90万人，贡献了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全部从业人员预计达3554万人;浙江省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超36000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浙江全省65%的GDP、74%的税收、77%的出口、87%的就业、91%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在福建“三分天下有其二”，贡献了全省67%的GDP、7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

 

这些宏观经济数据充分说明，发展民营经济，绝不是所谓的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为稳定经济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所强调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期间我们还走访正泰、吉利、安踏、恒安、红豆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笔者更是深刻感受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民营企业是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基于产业竞争优势理论的视角，民营企业更是培育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举措。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融合，中国企业也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在此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国家竞争优势也往往表现为产业竞争优势。

 

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在继承发展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贸易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理论着重讨论了特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的各种条件。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和可选择性，固有的比较优势不应成为谋求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障碍。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既是基于国家的理论，也是基于公司的理论。波特认为，一国的贸易优势并不象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宣称的那样简单地决定于一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利率、汇率，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国的产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

 

毫无疑问，民营经济在产业创新和升级能力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浙江温州是著名的中国鞋都，这里孕育了7个中国名牌产品、82个中国驰名商标、196家中国真皮标志企业，占全国鞋革行业品牌榜半壁江山。2017年，温州市鞋革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002亿元，跻身千亿产业集群行列。与此同时，以康奈、奥康、红蜻蜓等品牌为代表的大型鞋企，与世界制鞋龙头意大利直接对接，大力推动智能化生产，走在了行业前列，这也使得温州由中国鞋都逐渐走向世界鞋都，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千亿级产业集群，还有更多的正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集群既是产业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结果，同时也是新时期做大做强产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产业竞争优势往往就蕴含于这些产业集群，而组成产业集群的往往是最具活力、最具市场敏锐性和最具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所以说，发展民营经济绝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培育国家产业竞争优势、增强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此外，从数据上来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说明，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窃以为，发展民营经济绝非权宜之计，从生产力标准、产业竞争优势等多方面来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之一，具有长期性，不可替代性等特征，甚至可以预见，民营经济必然是贯穿社会主义每一个阶段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建设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