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新要求，加快数字化发展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和有效途径，为日后的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基调。

 

实际上，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建设。2年，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一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发展新经济、培养新动能”的发展路径。之后2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指出数据将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明确了数字的地位，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扣上了官方许可证。再到刚刚提到的五中全会，虽公报全文没有数字经济四个字，但从现代化经济体系、产业数字化等多个细分目标均体现了数字经济。

 

如果把2年作为将发展数字经济放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算起，五年时间，我们已经走过了数字经济的启蒙期，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从无到有、从稚嫩走向成熟，如今，我们将迈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期，迎来经济提质增效的新时代。因此，笔者认为，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快数字化发展”新要求，关键在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产业链具有极强的串联性，带动实体产业发展

 

通常而言，数字经济的实现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趋势，其一是数字产业化，其二就是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顾名思义就是用数字经济去赋能传统产业生产，而数字产业化，则是发展数字经济相关数字产业，包括大数据研发、人工智能开发等等。

 

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有着庞大的市场前景和空间。以数字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半导体行业为例，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2年各个环节销售额均超过2亿元，仅芯片设计一个细分行业，就在2年到2年的十五年里销售额从8亿元增长到3亿元，增幅高达3.倍。而随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等重要文件的落地实施，半导体行业的市场前景难以估量。

 

除此以外，数字产业链具有极强的串联性，能够通过产业链作用带动上下游实体产业全面发展。以5基建相关的一个细分产业——小基站建设为例，从上游的芯片制造、设计、封装、模组、射频器件、射频电缆、滤波器等上游产品到中游的设备网络，包括主设备商、基站、芯片终端配套，再到下游的一系列场景应用和通信设备终端制造，这个完整的产业链包含了钢铁、芯片等多个细分领域。仅仅其中一个基站天线系统中非常微小的器件——天线振子，就预计有5亿元的市场规模。可以说，数字产业链如一根丝线，将相关产业有机的串联在了一起。

 

数字技术只有与生产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价值赋能

 

科技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造福社会生产。

 

领导曾指出，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这个动力的体现正是在科技创新赋能社会生产中体现，各国之间表面上看起来是社会生产力的竞争，而其核心正是科技创新能力之争。科技创新水平决定了当前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更预示着未来社会生产力的演进方向和增长趋势。

 

同时，在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科技创新是为了人民群众服务的，而科技创新无法直接作用于人民群众本身，需要社会生产这个重要的媒介，群众通过参与社会生产，在科技创新的带动下生产率提高，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可以购买更多地科技创新产品，提升生活品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

 

没有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数字技术就像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市场一样，只有资源的空转，而没有剩余价值的增值。只有社会生产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而数字技术只有与生产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价值赋能的作用，让其背后投入的资源真正焕发作用。

 

任何技术的终点，都是商业价值，而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是数字技术研发前期投入的变现要求所推动的。从前期的人才培养、校企体系建立，再到固定资产投入等等，再到最终的技术输出，整个过程都有庞大的资金投入，而这些资金的变现都需要与实体经济衔接，根据数字技术所开发出来的一系列工业数字化工具只有与工业生产融合才能拓宽销路，实现资金变现。

 

数字技术手段深化了生产专业化的分工程度

 

在政治经济学中指出，社会生产的过程是在不断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能够降低实体生产的成本，增加单位剩余价值占比，从而达成积累剩余价值的目的。而且，从行业演进的过程来看，其往往都是如下阶段，先是由小部分企业完成技术革新，超越同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之后技术逐渐普及，超额剩余价值消失，行业剩余价值增加，整体生产力得到升级，而数字经济正是其中技术革新的重要来源之一。

 

产业经济学理论中指出，一个产业市场从开始到走向成熟的路径是从完全竞争逐渐走到垄断竞争或者说寡头垄断。形成产业集群，资源的逐步集中是经济学规模经济规律造成的，而在这个实体产业聚集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真正的产业转型升级不是细分行业的单打独斗，而是在特定产业带动下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而数字经济则可以将纵向产业链各个环节通过供应链金融等一系列方式啮合在一起。数字经济通过一系列数字技术手段，深化了生产专业化的分工程度，实现模块分工、生产分工、产业分工，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各司其职，通过供应链的联系实现协同生产，内部供需环节匹配程度显著提升，交易成本被内化，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的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改变是机制性、核心性的颠覆

 

数字经济让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重新排列和整合了自身价值创造的过程，这对于传统实体产业来说，是一次“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理论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数字经济打开了生产的黑盒，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信息不对称，透明了剩余产品和有效需求，而且，它还改变了社会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关系，这种信息关系的改变叠加数据给资源禀赋带来的变化，让实体生产的价值生成过程得到了重塑。

 

当然，价值重塑只是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短期作用，长期来看，真正的价值创造才是数字经济最大的魅力。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因数字经济打来的信息创造中产生的价值创造，数字经济让生产主体 一个巨大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平台，海量数据的充分运用可以深入分析市场需求、生产关系等环节，从而提升制造工序和环节的效率，从而形成产业变革的内生动力。

 

如果说商品市场是社会生产的价值体现，那么要素市场就是这个价值的核心来源。数字经济对于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等核心过程同样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比如劳动力市场，在疫情期间，就业市场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出现了停滞，而阿里等互联网公司建立的线上就业平台借助大数据让企业用工需求和人们的就业需求实现云端匹配，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错位。

 

数字经济让传统实体生产目标从单纯的产品供给，转型到使用价值的供给。传统生产与消费者的关系仅仅在存在于交易的一刹那，是单纯的产品供给，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商品的销售更具有了服务的性质，从寻找消费者喜好，匹配电子客服服务，再到售后跟踪服务等等，使用价值的输出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

 

实际上，在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的过程中，真正受益的还有消费者。

 

数字经济还改变了实体产业与消费者的关系，让消费者从社会生产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深度参与者。消费者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提出自己的差异化需求，而厂家可以根据这个需求调整产品生产计划，实现定制化的产品服务，这样既提升了自身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也更好的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综上，数字经济脱胎于高端的实体制造，而实体经济又是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必要载体，因而窃以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不是单纯的用数字经济去赋能实体经济，而应当是两者相互成就，协同共进的过程，这是我们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