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疫情期间就业数据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某平台公布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对比来看，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增长率为-2.84％。而从事互联网相关业务的，如快递员、滴滴司机、外卖配送员等人数在逐年增加，2019年，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40岁以下的骑手占比高达83.7％。

 

数据展示了劳动力在制造业与互联网服务业之间的转移，不久，多家媒体打出标题，“我国的制造业怎么办？”，诚然，这样的标题非常引人注目，并且数据也确实表明制造业人数在逐年递减，作为制造业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果劳动力下降态势继续的话，这样的忧虑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但笔者认为，分析数据大可不必一下子上升到对于产业兴衰的讨论上，而应自下而上的看待转移的原因与影响，从而给出客观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应有的分析思路是，流动的原因是什么，流动是否合理，我们该怎么做。

 

特别是流动的原因，搞清楚了原因，我们才能知晓其合理性，才能给出相应的“药方”。对于原因，网上众说纷纭，特别是对于青年就业观念的讨论，确实，随着90后、00后进入到社会，逐渐成为就业市场的主力军，就业结构就与这类人群的偏好息息相关。很明显的不同在于，青年人接收信息的面越来越广，就业的选择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像父辈一样，在选择匮乏的情况下，希望进入工厂，做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拿稳定的工资，而希望把收入和生活更多的掌控在自己手中，而互联网服务业的就业正符合了青年对于工作灵活性的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互联网服务业。

 

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对，但是缺少了对于企业、工厂方面的分析，而恰恰，笔者认为之所以有今天劳动力的流动，正是因为企业端的变化。总的来讲，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下，互联网服务业利润率更高，其能够给予就业者的回报更高。同时，互联网服务业的激励模式透明，比如外卖配送员，送多少单就是多少钱，不像工厂里，每个月只是固定的工资，与努力程度无关，青年的冲劲儿难以释放，相比之下，互联网服务业确实更契合青年的择业观。

 

传统上我们认为制造业工作和外卖配送员相比，工作较为稳定，不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但疫情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人们发现制造业也不是那么稳定的，当制造业工作缺乏了稳定的优势后，意味着其需要用更高的工资来弥补这样的稳定性的缺失，或者说弥补其于互联网服务业之间灵活性的差距，这就直接形成了一种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而很多企业并不会对于普通工人这样的一种补偿，这就引发了劳动力的流动。

 

其次，劳动力的流动与制造业的重塑不无关系，如今随着制造业机械化、智能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一方面，对于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劳动力的报酬相对下降。那么此时市场上为什么有出现企业“招工难”现象呢，实际上所谓的“招工难”并不是招普通工人难，而是招技术工人难，因此，发出“我国制造业怎么办？”呼声的人显然是忽略了工人结构的问题。

 

最后，由于互联网行业是新兴行业，其自带数字发展红利和人口红利，因此短期内会有较高的利润率，而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工人工资是和劳动生产率相关的，在行业发展初期，具有相同劳动生产率的工人由于行业的不同从而表现出来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就形成了工资的差异，自然也就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

 

所以，笔者认为，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是正常现象，不要过分解读，但同时存在的“招工难”应给予充分的关注，窃以为，由于互联网服务业有着新兴行业的超额利润加持，使得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定的扭曲，并且由于部分互联网服务业就业门槛低，造成短期内人们不重视专业技能的提升，继而形成社会专职技能人才的短缺，加剧企业“招工难”的现状。因此，制造业重塑的同时，我们也要重塑就业观，从社会、教育层面引导青年从长远考虑，着眼大局，做好大国工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