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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强制性的第三次分配要靠思想改变来实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党中央首次明确以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确立慈善等公益事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继《慈善法》2016年颁布后进一步释放出新时代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重大信号,成为建设更有优势的分配制度、开创中国特色公益慈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战略指引。
 
8月17日会后,三次分配成了一个网络热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对三次分配的解读,简单来说,三次分配指的就是慈善,但如果把三次分配与慈善画上等号就大错特错了。笔者认为,三次分配有别于一次、二次分配的主要地方在于非强制性。
 
非强制性意味着第三次分配是一种思想上改变,而非制度上的改变。改革开放后,我国借鉴资本主义的效率激励模式,开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市场化经济的背后逻辑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原理,该原理的两大假设是“稀缺”和“理性人”,即使是一个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会懂得为自己劳动是多么的理所应当,为自己劳动要好过为大众劳动。因此,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是一个有别于之前的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人们私有意识开始觉醒,义利面前更多开始选择利。
 
这是一个中性的改变,好的地方是激励了人们的生产热情,从而创造了改革开放后40年的辉煌成就,不好的地方是改变了人心,拜金主义、物质为先开始占据人们的内心。与此同时,社会也从平均主义开始了剧烈的分化,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净资产最低20%家庭的净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2.3%,最高20%家庭的净资产占到64.5%。虽然还没有到美国1%人口占据近40%的财富那么夸张,但依然触目惊心,发达国家的教训在前,我们绝不能走同样的道路,而这正是此时提出第三次分配的原因。
 
《决定》中的表述是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那么,如何去引导发展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改变思想,会议提到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过去我们经常讲效率,现在我们要逐渐开始讲公平,要把公平的观念放在效率前。观念的改变的顺序应是自上而下的,要建立讲公平的政府,而不是锦标赛政府,要建设讲公平社会,而不是逐利益社会。不过,公平有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之分,现阶段,我们所讲的是机会公平,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地方一是教育的公平、二是劳动的公平。
 
其次要理顺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直观来说,初次分配是市场起主要作用,第二次分配是政府起主要作用,第三次分配是思想观念其主要作用,看似三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实际上,第三次分配不似前两次分配一样,有着先后顺序,其在日后的分配过程中是与前两次分配平行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公平问题,公平的改变一方面是第三次分配的思想变革,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一次分配更加公平。除此之外,第二次分配重视税收和返还的作用,这同样会对第三次分配造成影响。只有理顺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
 
最后是做好市场化激励措施,促进第三次分配思想是基础,但市场化依旧是重要手段。过去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主要服务群体是股东,而今天,不管是业界也好,学界也好,愈发看重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如果想在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就必须学会在汲取市场红利的同时反哺社会。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以慈善为代表的社会责任行为纳入经营战略,他们不仅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愿意让渡一部分利润解决社会问题,不仅提升了自身声誉,更帮助整个社会中形成良好风气,营造出积极的市场环境,这是在第三次分配中市场给予企业和社会的直接和间接收益。
 
当然,谈到市场化激励措施离不开税收政策对于三次分配的牵引作用,笔者的意见是不容忽视,也不宜夸大,并不是所有税种都会促进慈善的发展。房产税和遗产税近来讨论的颇多,实际上,从征税后果来看,房产税和遗产税不太一样,房产税是对消费的一种征税,不会影响到社会生产,而遗产税是对财产征税,会影响到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两项税的征收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但并不一定会促进慈善的发展。
 
综上,笔者认为,第三次分配主要的特点是非强制性,建立的基础是培养公平观念,转变自利思想。可能从西方的视角中,第三次分配的提法仅是一种鼓励慈善的制度学习,但实际上,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追求共同富裕成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共同愿望,而三次分配将成为提升公平思想、促进制度转变的重要路径,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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