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我爱我家前副总裁胡景晖召开个人离职发布会，就外界关注热点问题作出回应。日前，他曾因为炮轰链家等中介哄抬北京房租而被推向风口浪尖，随后这位2001年起就投身我爱我家的房地产中介行业资深人士选择离职，称会投身私募投资等其他业务。

这两天，由于胡景晖的“炮轰”，比房租上涨更为热闹的是，链家与我爱我家之间的“公司斗”，胡景晖也在“祥林嫂”式喋喋不休的是，链家董事长左晖如何打电话给我爱我家CEO谢勇施压，“忠臣”被切割因此主动辞职，但左晖予以否认。

以至于到19日进一步发酵，胡景晖举行个人离职发布会，这是在近年来高管离职与东家一团和气截然不同的。其背后不在于，胡景晖的离职，更有共性价值的思考是，公司高管该如何恪守言论的边界，假如说之前胡景晖炮轰链家等中介哄抬北京房租，还有公共利益的成分，那么离职后的喋喋不休多少背离了作为一名高管的基本职业伦理道德，一个公司高管恪守职业伦理道德其实也是一种公共利益，这事关我国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的大事。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媒介异常发达，一个公司高管的不当言论甚至引发公司价值，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价的巨幅波动。2008年5月12日，在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之后，万科前董事长王石表示，“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并规定“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引发一场危机。其实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公司高管的言论在舆论场上，其实是很难区别究竟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公司的。例如，胡景晖时任我爱我家副总裁公然点名竞争对手链家等房产中介哄抬北京房价，即便是声称代表个人言论（胡景晖在发言之初没有声明与供职单位无关，至今都没有类似声明），但公众与链家很难把胡景晖的言论与东家我爱我家切割开来，所以，这涉及到胡景晖对我爱我家的职业道德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假如不涉及到更高一层道德公共利益的话，个人言论必须遵从职业道德等公司利益或者说企业伦理。

不过，假如哄抬房租是属实的话，那么胡景晖的“炮轰”，就涉及到职业道德的“小我”与公共利益（房租）的“大我“利益”之间的取舍了。这样的伦理道德冲突其实在美国公司治理中也比较常见，中西方企业伦理的一个共识就是，“小我”服从“大我”。

但这并不意味着，胡景晖的炮轰就是对的了。很显然，胡景晖作为公司高管，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之所以他有链家的这些数据，很可能与供职单位有很大的关系。即便没有关联，胡景晖在炮轰时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注意”呢？说的直接一点，在揭露中介哄抬房租的时候，是否尽量避免引发东家我爱我家与竞争对手的矛盾冲突，这很可能不必要地损害我爱我家的公司利益。

中西方企业伦理提倡，公司高管作为天然拥有公司核心机密的特殊人，遇到类似的伦理道德冲突的时候，要恪守职业道德（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以胡景晖为例，除了炮轰是否有更好的维护公共利益（房租）的渠道，比如向监管部门反映等，即便炮轰是唯一维护公共利益的渠道时，能否尽量降低企业伦理受到损害的程度，比如说不点名或者以匿名接受采访？显然，胡景晖离职并非完全委屈。

那么，胡景晖个人离职新闻发布会则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恶例，胡景晖的言论已经引发东家与链家不必要的猜疑，进而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大家渲染，多少有点以悲情换流量的味道，是为不义。

当前，我国大量家族企业不肯交给职业经理人，这与我国未形成良好的职业经理人道德约束机制不无关系，按照胡景晖的说法，有5家上市公司老板打电话给他，他觉得离开我爱我家是正确的选择。这在具备完善的职业经理人道德约束的欧美是难以想象的，因此，美国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以个人私利来伤害东家的。

其实，这与房租一样，未尝不是一种更大的公共利益。这恐怕也是胡景晖事件给我们提得最大醒，留下的最大思考，或许与控房租上涨一样，任重而道选。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