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民企“融资高山” 亟需厘清免责边界-盘和林经济观察-财新网

近日，民营企业发展以及近期所遇到的困难，持续引发高层及全社会的关注。具体到这一轮民企遭遇到所谓的“国进民退”等困难中，一个表现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屡屡被提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宏观上金融去杠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中小企业（主要是民企）抽贷限贷的现象，民企面临着资金荒，广东，浙江等民资大省出现了国资高歌猛进、大量入股私企的情况。

虽然当前出现所谓的“国进民退”与此前的行政直接干预不同，此次更多是因为民企资金不足或断链，国资接盘所致，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化行为，但我们更要看到深层次原因所在，本质上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缺陷所致，即国企在资本市场容易获得大量、成本低廉的资金，而民企则融资难融资贵，说到底是金融制度的原因。这必须通过改革金融制度才能避免类似“国进民退”。

另一方面，直接体现在信贷数据上，民营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经济贡献与获取上非常不对称，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甚至可以说是弱势地位。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了50%，对GDP的贡献超过了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占比超过了70%，对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然而，民营企业所获得的融资渠道和规模确并没有获得对等的扩张，根据银保监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5%，对应占对公贷款的40%左右。其实，从2013年到2016年期间，全国金融机构新增民营企业贷款占新增对公贷款的比例由65.6%骤降到16.91%，存量占比从39.35%下降至34%。

因此，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一些民营企业家形容成“融资的高山”，如何翻越民营企业面前的“融资高山”事关纾解此轮民企的关键所在。

从宏观上来讲，就是央行等监管部门认真落实好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个方面要求，央行行长易纲；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均有公开的表态，将从信贷、发债、股权融资三方面精准发力，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此外，近一段时间以来，四大行先后出台支持民企融资的政策，从工商银行与百家民营骨干企业签署《总对总合作协议》，到中国银行发布支持民企20条，再到农业银行发布支持民企融资22条，直至建设银行发布支持民企融资26条等。作为中国银行业的标杆，四大行率先表态行动，预计后续其它银行也会陆续跟进，信贷扩张有望逐渐回温。

可以说，从宏观层面、监管层以及具体的各大银行金融机构都有了具体缓解民企融资难的实际举措。但是，宏观政策落地必然离不开商业银行具体的信贷审批人员，而商业银行有一系列信贷风险控制制度，不良贷款绝大多数实行的是追责到具体个人，轻则扣除奖金，重则免职坐牢，甚至终生追责。

这可谓是从信贷到民营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假如不能解决终端的内在动力问题，即便解决金融机构放贷问题，由于具体办理的信贷人员担心“秋后算账”等顾虑，恐怕政策红利依然难以抵达民企手中。

这个担忧并非多余，此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不完全是宏观政策不支持，实际上监管部门一直是大力倡导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放贷的，之所以出现民企融资困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给民企发放信贷风险大且责任说不清楚，而给国企则可以大胆放贷，同样出现不良贷款也不用担忧利益输送等问题。

因而，纾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监管部门应该：一方面，要从中观层面解决金融机构的内在动力问题，即在准备金等核心考核指标予以差别化激励，打消金融机构对民企惜贷鼓励。另一方面，更要从微观层面即终端具体操作人员如风险控制人员、信贷人员等，建立民企信贷尽职免责制度，尤其是要厘清民企信贷的“免责边界”，免除其后顾之忧，真正打通信贷从金融机构流动到民企手中的“最后一公里”。

窃以为，真正翻越民企“融资高山”，既离不开顶层设计、中观金融机构的激励考核，更离不开微观如何激发具体信贷审核人员的内在积极性，而后者就是要建立尽职免责机制，厘清“免责边界”。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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